在我国当前困难重重的教育改革中，“教育行政改革具有功能性和全局性，难度也更大”。7月14日在北京召开的“地方教育行政改革研讨会”上，会议主持者杨东平教授以此作为开场白。会上，来自山东和成都等地的改革实践者及众多专家学者就当前引起越来越多讨论的教育行政改革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

    让学校权力归位

    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副局长王成洪认为，传统的政校关系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政府是领导者，学校是被领导者，政府是人财物等教育资源的拥有者和支配者，学校只是使用者和看护者。“在这种体制内，一所学校运行的结果很可能就是造就一名看守校长，形成一群传导教师，培养一代听话学生。千校一面就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

    为此，他们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逐步让学校权力归位，减少对学校正常工作的干扰，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对校长实行职级管理。

    取消学校行政级别的改革淡化了校长的官本位意识，校长校外的政务少了，参加会议少了，在社会上的工作也少了，思考学校的内务多了，跟师生深入课堂的时间也多了。改革还解决了校长职务只能上不能下交流难的问题。原来是努力当上校长，现在变成努力当好校长。

    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副局长徐江涌介绍了青羊区的做法。他们实行了“三权分管”改革：鉴于教育局一把手的权力很大，把人事任免、财务签字和基建管理权三个重要的核心权力，交给三个班子分管，避免权力过分集中。此外，他们还实行了民主管理委员会制度和民选校长制度等。

    山东省潍坊市和成都市青羊区的改革得到了多数与会学者的肯定和支持。清华大学李楯教授认为，我们教育上有很多根本的制度没有理顺和解决好，“中小学改革缺少一种制度性的保障，形成想改就改，想不改就不改的状况。能够像潍坊、成都多做一些探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多样性和地方性的经验”。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也认为，在国家宏观政治体制没有进行改革的情况下，单独推进教育制度改革是非常困难的，也正因如此，山东潍坊等地的改革是特别重要和难能可贵的。

    学校应该有多大的自主权

    也有与会者对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持不同意见。北京市朝阳区教委督导室主任诸平认为，在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的校长应该有多大的办学自主权，这还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诸平认为，校长权力过大会造成大量的贪污腐败现象，包括对学生利益的侵害也是非常厉害的。全北京市甚至全国，到初三、高三，学生被清除出校，或被强迫转学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什么是学校自主权？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应该有多大的自主权？需要进行认真的界定。”

    对学校放权的同时也下放了义务

    对向学校放权的做法，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褚宏启教授反对“放权了，学校有自主权了，政府就是为学校服务了，对学校就可以不管了”的看法，“因为从政府与学校的法律关系来看，政府对学校放权了，同时也下放了义务。因为义务和权利是对等的，学校对这些义务履行得怎么样，政府部门有权进行监管和控制。喊学校办学自主权喊得最多的是重点学校，它们希望政府一点都不管。实际上这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政府对学校放权以后，对学校的管制也要同时加强，不能只是一个单方面的放，不然必然产生权利和义务的不均衡，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褚宏启认为，建设现代学校制度还应当处理好学校与老师的关系。“我们不是说政府放权了吗，把权力下放给学校，下放到学校不能就此了结，我们还要再看看这个权力在学校内部是怎么分的。有的校长把这些权力全部接过来，这是政府放权后产生的一种现象。我们提出来要二次分权，甚至三次分权，校长把不必要的权力分给教师、家长、学生。”褚宏启认为，分权不是神话，“分权要发挥作用必须渗透到教室。我们老是讲学生自主发展，自主发展有一个前提，学生必须有自主的时间，老师要自主发展，老师必须有自主的时间。要通过分权等规则建起一道‘墙’，最后一道‘墙’就是自由，有真正的自由才有真正的发展”。

    好制度比好校长更重要

    褚宏启认为，我们往往太重视人：“我们总搞名校长名师制度，但是对制度一向不重视。我们总是讲‘一个好校长就是一个好学校’。好校长可能带来好的人治，但是我们学校的发展，特别是可持续的发展，能不能仅仅靠人治，这可能需要大家思考。”可以把好学校换成好国家，一个好总统就是一个好国家，一个好县官就是一个好县。把一个国家的命运托付给一个伟人，是靠不住的，学校的发展也是如此的。“好校长一走，学校就不行了，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个校长还洋洋自得，我就是厉害，我一走这个学校就不行了，充分说明我是一个好校长。但是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恰恰说明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好校长，真正的好校长对一个学校最好的贡献是把自己的光辉业绩，把自己的个人魅力和办学管理经验转变成可操作性的规则。只有转变成可操作性的规则，对一个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才有持续的影响，使这个学校不至于出现管理的断裂。”

    褚宏启特别强调校务公开的重要性。他们去年年底在北京市做了一个调查，调查北京19个区县960名中小学教师，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校务公开是非常好的制度建设，校务公开分值比较高的学校，党政关系和干群关系都非常融洽，教师和家长参与校务的力度往往也比较大。“校务公开这个事不费很多劲，而且能非常好地推动学校管理民主化。”褚宏启说。

    重点是建设学校核心制度

    褚宏启进一步指出，当前最重要的是建设现代学校制度。他把现代学校制度分成两类，一类是核心制度，一类是外围制度。“学校制度的核心应当关注对学生的学和老师的教有直接影响的制度。在现代学校制度的核心制度当中，最核心的就是评价制度。因为评价是指挥棒。”褚宏启认为，评价制度改革只靠一所学校往往无能为力，首先必须改革教育观念，对现代教育观、学生观、质量观等重新评估。“更深层的教育问题不是物质层面而是精神层面，我们应当在价值层面上深刻反思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在新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教育机制。”褚宏启说。